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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抵御經濟危機的信心和策略探討

時間:2019-07-12 15:04作者:曼切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中國抵御經濟危機的信心和策略探討的文章,我國有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和以人民為中心的共產黨領導的強大底氣和氣場,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 證實了我們完全有底氣有能力抵御這種危機傳導帶來的巨大破壞。

  摘    要: 我國具有社會主義制度優勢、集中力量辦大事、更高更遠謀劃經濟發展、“和合勤勞”人文精神等四大防御經濟危機的根本底氣。我國防御危機應確立有別于西方的中長期目標:科技進步且力爭引領世界潮流、國力提升且能完全維護大國形象、環境優美且具有可持續發展潛能、人民幸福且普遍具備良好素養。通過防御經濟危機中國方略的理論探析, 落腳到市場內生驅動的基礎性防御經濟危機功能分析, 重點探析政府介入質量性方向性防御危機的七大戰略:激勵科技創新突破戰略、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改善戰略、產業結構升級和區域板塊振興戰略、公共服務改善和人文素養提升戰略、盤活閑置資產和消化“僵尸企業”戰略、民生保障和收入分配調節戰略、加強國防建設和鼓勵出口戰略。

  關鍵詞: 防御危機; 中國方略; 市場機制;

  Abstract: China has the basic foundation for defending itself against the economic crisis, including the advantages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ability to concentrate on major tasks, the ability to plan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humanistic spirit of “harmony and hardworking”. China's defense of against crisis should be different from the mid-and long-term goals of the wes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may strive to lead the world trend;national strength may help fully maintain the image of a great power, beautiful environment may ens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people are happy and generally have good quality. Through analyzing the strategies of defense of against economic crisis.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seven strategies of defending against economic crisis with govermental intervention: encouragemen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reakthrough, improvement of infrastructure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rejuvenating regional plate, improvement of public service and the humanities accomplishment promotion, revitalizing the idle assets and digesting “zombie”companies, the people's livelihood security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adjustment,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defense, and encouraging the export.

  Keyword: defensive against crisis; China's strategies; the market mechanism;

  在《金融與實體經濟關系視角下的經濟危機產生緣由探析》 (以下簡稱《緣由》) 一文中, 筆者分析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成因, 得出金融與實體經濟背離、交錯是引發經濟危機的直接原因;[1]在《從總供求大循環體系探究經濟危機產生機理》 (以下簡稱《機理》) 中, 探討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產生機理, 得出“打通溢出和滯留貨幣進行有效投資與消費的通道, 是破解金融與實體經濟交錯和經濟危機的關鍵”的結論。[2]本文將站在社會主義制度底氣與優勢的角度, 探析較為完整的防御經濟危機的中國方略。

  一、防御經濟危機的中國底氣

  幾百年來的西方經濟理論與實踐證明:資本主義國家既不可能預防經濟危機, 更不可能根治經濟危機。近現代西方國家推行的一些經濟干預政策, 對危機有一定緩沖作用, 但同時使危機朝著更加復雜化錯亂化方向發展。我國是堅持社會主義的經濟大國, 正在邁向經濟強國。市場經濟下我國雖然同樣面臨經濟危機的風險[1], 但我們有抵御和化解危機的強大底氣。這種底氣來自兩方面:一是現實底氣。主要有:我國經濟總量和競爭實力大幅提升, 金融基本穩定和外匯儲備充足, 內需和地區經濟增長的潛力很大, 科技發展和經濟結構調整的空間依然廣闊, 等等。現實底氣是我國中短期預防和抵御經濟危機的重要力量。二是根本底氣。根本底氣是我國中長期預防和抗擊經濟危機的根本力量, 也是本文關注的重點。筆者將其概括為以下四個方面。

中國抵御經濟危機的信心和策略探討

  一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優勢。經濟危機是價值規律和市場機制結下的必然“苦果”。資本主義在經濟上彰顯“利益至上、優勝劣汰”的市場法則, 在政治上強調所謂“民主選舉、權力分立”基本準則, 在政黨關系中秉承“相互制衡、對立斗爭”的哲理原則。在此過程中, 注重短期利益和追求無限膨脹的資本, 表現異常活躍且日漸無比強大, 已經滲透到資本主義社會的每個角落甚至每個細胞, 以致今天西方不少國家的“民主政治”日益演變成了“民主資本化”的“錢主政治”。[3]政黨的“相互制衡”也演變成了“相互抗衡”。這些都注定資本主義無法在內化的層面吞咽和消化經濟危機這一“苦果”。而這些恰恰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底氣和優勢所在。我國堅持公有制為主體, 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 講求“市場競爭與均衡協調”的良性互動, 保證了國家對國民經濟的駕馭力和把握力。我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主體思想和政治立場, 決定了我們處理突發情況乃至應對經濟危機時能夠站在更廣泛的公眾立場上去思考問題和提出解決方略, 這與以“資本”為中心的西方國家形成鮮明對照。我們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不僅使我國從“革命型”國家過渡到“發展型”“富裕型”國家, 而且能避開照搬“華盛頓共識”等諸多陷阱, 邁向“國家強大和共同富裕”的偉大征程。我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度, 政治上能保證互相監督、相互制衡的同時, 更能確保肝膽相照、協同推進的大局和效率, 這與資本主義“相互抗衡、對立斗爭”的政黨關系形成鮮明對比。

  二是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資源調配。“集中力量辦大事”是與社會主義制度相伴而生的另一重要特征和優勢。習近平同志曾指出:“我們最大的優勢是社會主義制度能集中力量辦大事。”[4]我國這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資源調配與整合能力, 首先表現在改革開放40年來對宏觀大局的把握上。如:經濟的持續增長與科技的不斷進步、社會大局的基本穩定、民生的不斷改善和近年來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生態環境的大幅改善等。其次表現在具體的科技、項目和產業的推進上。如:高鐵發展、高速公路、橋梁建設、電力網絡、核電技術、航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研發乃至軍事與戰爭的動員能力等。還表現在重大災害和事故的應急處理上, 如:抗擊地震、冰災等自然災害等。抵御非常態、突發型的經濟危機, 集中力量辦大事能發揮力挽狂瀾和中流砥柱的突出功力。這也是“對立制衡、趨利分散”的資本主義所嚴重欠缺的。

  三是更高更遠謀劃經濟發展的戰略智慧。資本主義經濟思想建立在“經濟人”假設之上, 強調自身利益最大化, 忽視和簡化個體作為“社會人”的價值存在。個人利益的精準計算和最大追求, 必然導致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以及制度安排的短期化、片面化甚至盲目化, “政黨對立”“選票政治”更是加速了這種對抗與短視, 這些缺陷在處理經濟危機等突發情況中表現得異常突出。我國從“一五”規劃到“十三五”規劃的編制與執行, 各省和地方也制定相應規劃進行細化配套實施, 體現了經濟決策與謀劃的完整性、系統性、長遠性。雖然我們在規劃制定中出現過一些波折, 在執行中也出現過一些偏差, 造成如形象工程、政績工程等, 但這并沒整體改變我國“一張藍圖繪到底、一代接著一代干”的發展主線。“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全國建成小康社會”“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等, 是共產黨人和13億多中國人民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為之奮斗的謀劃與藍圖。這些都是我們防御經濟風險和危機的戰略智慧底氣。

  四是“和合勤勞”的人文精神。西方哲理思想從達爾文的“生物進化、適者生存”理論到后來的“文明沖突論”[5], 到今天依然存在的所謂“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等, 無不展現其“生死競爭”“非生即死”的“斗爭哲學”。這種哲理思想在資本主義早期的“力量比試型階段”曾發揮了重要的精神指引作用, 但在近現代特別是高度全球化、智力化、智能化的今天, 以“非此即彼”甚至“非生即死”的理念來處理經濟危機顯然不合時宜。“和合”是中華文化和中國的人文精髓之一。“和”指和諧、和平、祥和, “合”是結合、合作、融合。古人的“天人合一”“太平和合”“和為貴”等, 無不體現這種“和合”思想。我們今天倡導“求同存異”“和而不同”“合作共贏”等, 是這種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勤勞、勤奮是中國人文精神在發展經濟和勞動創造上的另一重要特征。筆者認為這是從古代中國開始, 我國能長期以大國強國姿態屹立于世界東方的一個突出因素。勤勞、勤奮加上技能素質較高的人力供給, 今天依然是我國科技進步、產業升級和產品國際競爭力提高的重要源泉, 同樣是我們應對經濟危機的強大底氣和優勢。

  以上底氣特別是四大根本底氣, 是我國有別于資本主義, 能順利促進“溢出與滯留”貨幣進行有效投資與消費, 破解金融與實體經濟交錯難題, 化解經濟危機的可靠保證。也是我國改革開放40年來經濟能持續增長, 并沒有出現大的經濟危機和西方一些人所渲染的“中國崩潰論”的根本底氣所在。

  二、防御經濟危機的中國目標

  我國堅持商品經濟、市場經濟, 認可和鼓勵私有經濟發展壯大, 因此, 從短中期來看, 我國防御經濟危機的目標與西方國家要求經濟總量供求平衡的目標幾乎無異, 即: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就業充分、外匯穩定、國際收支平衡、社會安定有序等。然而, 作為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國家, 而且是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的大國, 我國在預防和抵御經濟危機中, 更應當確立自己有別于西方堅定而明確的中長期目標。

  (一) 科技進步且力爭引領世界潮流

  科學技術是經濟發展特別是高質量發展和綜合國力提升的最突出最核心要素。西方國家在危機中往往通過經濟主體 (如企業) 的重新洗牌即“普遍暈死一遍”的方式, 最后在陣痛中緩慢“起死回生”, 恢復產能和經濟總量。其結果趨向于重復性恢復生產, 于加快科技進步并無多大益處和促進。我國具備如上所述的巨大底氣與優勢, 無論在科技和人才的引進, 還是自主科技創新能力的培育等方面, 都有著資本主義國家無可比擬的優勢。其次, 科技的研發創新、實驗試制等, 本身牽動著社會“貨幣溢出”流向這些新領域;而一旦科技創新取得成功和廣泛應用, 會帶來金融貨幣的更大規模流入, 且伴隨產品品質提升、成本下降和競爭力上升, 更增添長久預防和化解經濟危機的強大能量。因此, 加快科技進步應當成為我們防御經濟危機的首要與核心目標。而且, 作為一個具有人力和人才優勢, 具備較強科研創新能力的大國, 我們還應當樹立力爭引領世界潮流的堅定目標和方向追求。

  (二) 國力提升且能完全維護大國形象

  國力即綜合國力, 它是涵蓋政治、經濟、文化、國防、制度、科技、外交等的綜合指標。在現實中體現在經濟、軍事等硬實力和文化、制度等軟實力兩方面。在預防和抗擊經濟危機中提升國力, 筆者認為重點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一是國防和軍事實力, 二是產品和經濟的國際競爭力, 三是文化和制度實力, 四是科技進步與創新實力。因科技進步與創新實力在經濟社會的各項指標中起首要與核心作用, 已經在上文中被單列為重要目標, 所以, 在此重點指前三項。一般而言, 經濟危機的世界性傳導會給各國的經濟、政治、軍事乃至文化制度等帶來較大沖擊和影響, 但對于有些國家也是“他弱我強”“他亂我穩”的較好時機。我國完全具備這樣的“戰略定力”, 在危機中成為相對“優勢國家”, 完全可以依靠我國的體制機制和制度優勢, 應用好國際國內資源, 大幅提升國力。作為一個邁向強盛的大國, 我們提升國力的步履應當鏗鏘有力, 絕不可輕易停頓, 直到能全面持久穩固維護我國的形象、權益和地位。

  (三) 環境優美且具有可持續發展潛能

  廣義的環境包括自然因素環境和人文心理環境兩方面。對于抗擊危機激活經濟, 這里的環境優美重點指前者, 其主要包括自然生態環境和生產生活環境兩個方面。由于路徑選擇和依賴等原因, 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工業化過程都走過“先污染后治理”道路, 我國曾努力避免走這條道路, 但最終還是踏上了這條老路, 目前已步入修復治理環境的第二階段。在抵御經濟危機中, 引導社會資金和資源大舉進入環境的生態化修復和治理, 是一項意義深遠的有效舉措。在環境優美目標中, 我們不僅要體現人的現實感覺和需要, 更要尊重生態和自然的基本規律與需要, 還要展現每個個體的文明與素養。其最終目標應當是相伴科技、生態、文明等的提升, 達到環境可以無限支撐經濟持續發展的能力、潛力和儲備。

  (四) 人民幸福且普遍具備良好素養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6]“人民幸福安康”既是我國特別是共產黨人的初心, 也是我們持之以恒的奮斗目標。人民幸福不僅指滿足“吃穿用住行”等基本需要的推廣和普及, 更應當與優良人文素養相伴共存。這不僅包括人的知識素養、道德素養、法制素養等的普遍優秀, 也包括理想信念、技術能力、行為舉止的文明高尚;不僅包括人與人之間的高素養, 也包括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高素養。滿足人基本需要的幸福只是幸福的基礎, 具備優良人文素養的幸福才是幸福的高級層面和目標所向。在抵御經濟危機中加強“人民幸福安康”建設和崇高“人文素養”培育, 既可以增強我們迎接挑戰戰勝困難的信心, 更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邁上更高水平的動力法寶。

  三、防御經濟危機的中國方略

  (一) 構建中國方略的理論探析

  從抽象和宏觀的視角看, 作為“一定時期內生產的最終產品和服務價值總和”的GDP (或GNP) , 在實際中實現程度的好、一般或較差, 直接代表著一國 (或地區) 經濟的正增長、零增長或負增長。因此, GDP特別是剔除無效和負效應GDP后的有效GDP在現實中能否順暢找到“最終去處或者終端消費場地”[7,8], 于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至關重要。正如馬克思所說:“從商品到貨幣是一次驚險的跳躍, 如果不能實現這一跳躍, 那么摔碎的不僅是商品, 而是商品的所有者。”[9]129一國 (或地區) 的GDP如果在數量上得到較好實現, 則經濟增長;如果是帶著科技含量和運行效率的較好實現, 則是質量型的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如果還體現著人類命運和自然環境共同發展的實現, 則是一國甚至全球的良性高質量發展, 甚至可稱為“體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質量發展”, 這是發展的最高形式。

  我們進一步從GDP特別是有效GDP的“最終去處或者終端消費場地”的具體對象來分析, GDP無外乎滿足“兩個主體、兩個層面”的需要, 即滿足“人的需要”和“環境的需要”這兩個主體需要;滿足“人和環境”維持現狀需要和改善提高需要這兩個層面需要。“人和環境維持現狀需要”部分成了“GDP的存量”部分和“自然增減”部分 (主要是人口的凈增長或凈減少帶來經濟的增長或減少) 。“人和環境不斷改善提高需要”部分則成為“GDP的增量”部分, 在人口基本不變和凈出口基本持平情況下, 它是一國 (地區) 經濟增長的主要甚至唯一的來源。筆者認為, 實現“GDP的存量”和“自然增減”部分, 一般都可以在市場機制的內生驅動中自動實現 (除非出現非常嚴重的交錯和經濟危機) 。而實現“改善提高需要”的“GDP的增量”部分, 除了要借助市場機制內生驅動的基礎性作用之外, 還需要體制機制、政策法規和政府、社會的多方力量合成, 才能更好湊成生效、提質加速。這正是我們促進社會“貨幣溢出”, 進行有效投資與消費, 探析防范和化解經濟危機方略的重要努力方向。這也是彌補“市場機制和西方經濟學在發展方向和質量上的理論缺失”[8]的方向性戰略性思考。將GDP滿足“兩大主體、兩個層面”的需要構成圖示如下 (圖1) :

  圖1 GDP滿足“兩大主體、兩個層面”需要構成
圖1 GDP滿足“兩大主體、兩個層面”需要構成

  我們再對GDP特別是有效GDP滿足兩方面主體需要進行深入分析。“滿足人的需要”包括滿足人的“吃穿用住行”和“養老醫療”等物質需要, 滿足人的文化、教育、娛樂、心理等精神需要, 滿足人的需要層次和檔次不斷提高三個方面。“滿足環境的需要”包括維持和改善生產工藝等生產環境的需要, 維持和改善基礎設施、綠化美化等生活環境的需要, 維持和改善大的生態環境需要三個方面。現將GDP滿足“兩大主體”需要的構成細分, 如圖2所示。

  圖2 GDP滿足“兩大主體”需要的構成細分
圖2 GDP滿足“兩大主體”需要的構成細分

  通過以上分類與分析, 使我們對經濟的本質增長和發展有了更深入認知, 對制定防范經濟危機的中國方略有更清晰的啟悟。

  (二) 構建中國方略的戰略對策

  1. 市場內生驅動的基礎性防御經濟危機功能。

  防止經濟波動和抗擊經濟危機, 無論是我國還是西方國家, 市場機制的內生驅動依然發揮著基礎性有時甚至是決定性作用, 其最大特點表現為高效率和自動自發性, 西方宏觀經濟學有“內在穩定器”之論述。筆者今天站在如前所述的GDP“最終去處或者終端消費場地”角度去解析市場機制的功能與作用。市場以個人利益為標的, 通過供求、價格、競爭、風險等要素的綜合作用, 達到內生驅動之功效。其功能主要體現在數量實現和總量平衡方面, 也就是如上所述的“GDP的存量”和“自然增減”部分的實現。具體包括:一是指基于“人與環境維持現狀需要”的存量GDP的實現和均衡;二是基于人口凈增長或凈減少的“自然增減”部分GDP的實現和均衡。除此之外, 市場機制還有以下兩項重要功能:一是促進技術進步和質量提升。市場促進企業提升效能、降低成本, 優勝劣汰和市場洗牌, 促使企業技術進步和產品質量提升, 進而推動整個社會和國家的技術進步和品質提升。然而, 在經濟低迷特別是經濟危機期間, 市場這項功能的發揮顯得并不盡如人意。理論上, 危機期間受金融與實體經濟嚴重背離、交錯甚至錯亂的影響, 市場消費普遍低迷, 企業和資本家普遍缺乏提升技術和產品質量的欲望和沖動, 甚至寧可把牛奶和產品倒入河流和大海而不去思考進行技術改進, 以創造新的供給和新的消費。[10]現實中, 世界歷史上一些重大科技革命的創新突破, 往往是在戰爭時期和軍事爭斗中產生。[11]也印證了重大科技革命不僅是基于市場的力量, 更是外在風險壓迫和國家力量作用的結果。可見, 市場促進技術進步和質量提升的功能, 在抗擊經濟危機中有一定作用, 但整體有些疲軟、緩慢和時滯。二是下面將要論述的以政府為主防御經濟危機的具體方略, 包含體制機制、政策法規、社會多方力量的合成等, 盡可能借助市場機制來完成, 以保證其運作效率。這一點在本文后面還有專門論述, 在此不做過多闡釋。

  2. 政府介入的質量性方向性防御經濟危機方略。

  西方經濟學注重總量的平衡和數量的擴張, 其在質量和方向性上的理論缺失是西方經濟學今天步入迷茫的重要根源。[8]幾百年來的實踐證明, 資本主義國家受其制度制約, 不可能在既有模式和框架下防御經濟危機。如前所述, 社會主義中國擁有西方國家難以達到的根本底氣和優勢, 使我們完全有信心有能力防止大的經濟危機的發生。正如筆者在《緣由》[1]和《機理》[2]中所論述, 要打通“貨幣溢出”特別是“貨幣滯留”進行有效投資與消費的通道, 通過盤活本身并沒有價值、只是價值符號的“溢出與滯留”貨幣, 科學有效增加貨幣流通的渠道, 使真正有購買欲望和投資能力的群體 (或地方) 能獲得貨幣進行消費或投資, 這恐怕是唯一正確的方向與途徑。當然, 其一, 這種“盤活”和“增加有效渠道”不能僅僅建立在總量平衡和速度追求上, 更應當體現在質量提高、效能提升和發展目標的正確、長遠上。其二, 這種“盤活”和“增加有效渠道”不能完全依靠政府的行政命令和行政舉措來完成, 很多方面需要借助市場機制以保證其效率, 也需要借助社會組織特別是借助機制、制度和法規的力量以保證其長久規范運行。但不論如何, 政府在質量性方向性防御經濟危機方略中, 必須發揮重要的先導、帶頭、示范和推進作用。

  第一, 激勵科技創新突破戰略。“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12]274—276按照西方經濟學的觀點, 科技水平是“全要素生產率”的核心要義。科學技術代表著生產效率、產品品質, 一定程度也是綜合國力的核心要素。在抵御經濟危機中大力實施激勵科技創新突破戰略, 應重點理解以下兩點。其一, 重要意義、分類及重點。在經濟低迷和危機期間, 政府以倡導和率先激勵方式, 引導社會“貨幣溢出”流向科技創新領域, 取得實質突破后形成新的更高效的投資和消費動能, 十分重要、意義重大。廣泛意義的科技創新既包括硬的科技創新 (如能源材料創新和生產技術創新) , 也包括軟的科技創新 (如管理創新和制度創新) 。從本課題討論的能直接帶動貨幣流向的實際效果看, 主要指硬的科技創新, 其包括基礎理論創新、實際應用創新、創新人才的培養和吸納三個方面, 在防御危機中實施效果最明顯的當屬實際應用創新。從科技創新的著力點看, 科技創新重點包括“滿足人需要”的創新和“改善生態環境”方面的創新。這兩方面創新除了需要政府的倡導激勵外, “滿足人需要”的創新很大程度可以借助市場力量來完成, 因為人本身具有消費的能力;“改善生態環境”的創新則需要借助于法規制度和社會力量來完成, 因為環境是一個公共的抽象的主體, 且事實上長期游離于市場機制和價值規律之外。[13]其二, 實施重點與效能發揮。政府激勵科技創新不僅要獎勵創新的過程, 更應當大獎重獎和特獎取得真正科技創新突破的結果。所謂“以真正創新突破論英雄”。同時, 國家在實施科技創新戰略特別是應用技術科技創新戰略中, 應當充分發揮政府和財政資金“汲水效應”效能, 以政府激勵資金帶動更多更廣泛的社會資金和人才進入科技創新領域, 形成全方位多領域的一波波科技創新熱潮, 打造一個個科技創新高地。近年來, 特別是黨的十八大后, 我國提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和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 并提出構建“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形成“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熱潮, 同時把“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應用”和“質量強國、制造強國”等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這些都是我國能很好抵御2008年世界性金融與經濟危機的重要動因。總之, 這是防御經濟危機的核心方略。

  第二, 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改善戰略。政府引導和率領社會“溢出與滯留”貨幣投向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改善領域, 是預防和化解經濟危機中“滿足環境需要”的重要著力點。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是提高人們生活質量的重要基礎, 更是經濟長遠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加快基礎設施建設抵御危機, 重點指鐵路、公路、機場、水利、電力、通信等大的基礎設施建設, 對于地方而言則包括城鄉一般公共服務設施的完善 (如公共廁所、公共健身場地等) ;生態環境改善則主要包括預防和減少損害環境行為發生、對已損傷環境進行生態化改良兩個方面。20世紀50—60年代, 西方發達國家運用凱恩斯積極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理論, 大力改善基礎設施、改良生態環境, 使其很快走出二戰陰影并保持20年的持續較快增長。我國在1997年成功阻擊亞洲金融風暴后, 進行了持續多年的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加快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與完善。2008年全球金融與經濟危機后, 我國利用已有成熟的經濟體系和技術水平, 大力實施環境保護和環境的生態化改良 (包括對中西部地區戈壁、沙漠、石漠的生態化改造利用等) , 同時, 加快基礎設施改造提升 (如高鐵) 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等, 效果都十分卓著。筆者認為, 一國 (或地區) 在經濟發展的初、中級階段, 應當以加大基礎設施建設為主化解經濟危機, 到了經濟發展的中、高級階段, 則應當以大力改良生態環境為主。鑒于我國在基礎設施建設上已取得巨大成就和所處發展階段, 筆者認為, 當前和今后我國在繼續完善已有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時, 也要防止各地在基礎設施建設中相互攀比、過度化、泡沫化傾向和對土地的過多占用, 把更多資金和資源傾向于對環境的生態化改造與改良。總之, 這是防御經濟危機的基礎方略。

  第三, 產業結構升級和區域板塊振興戰略。產業是一國 (或地區) 經濟發展的基石, 產業結構升級是區域經濟充滿活力和持續闊步前進的源泉。產業升級一定程度可以依靠市場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來完成, 但在危機期間更應當依靠政府的資金、政策支持和法規約束來促成。特殊經濟板塊特別是相對弱勢的區域經濟板塊, 如西部地區、東北地區、老少邊窮地區以及相對偏遠的農村地區等, 其經濟區位、人文和經濟要素等相對不足, 難以在市場中獲得競爭優勢而往往被虛化弱化和邊緣化, 但這些地區在歷史和現實的國民經濟社會中, 發揮重要作用或具有某些重要戰略地位。因此更需要政府借助經濟低迷甚至危機的機遇, 帶動各方力量和資金進入這些板塊, 實施經濟振興和穩固發展戰略。在實施這項戰略中, 筆者認為:一是要充分發揮政府資金的牽頭和示范作用, 更應當借助于金融、市場、社會和其自身努力的多方力量合成。二是實施戰略中應當與科技進步、素質提升、污染防治和生態環境保護結合起來, 切忌搞“開發一片, 破壞和污染一片, 影響社會和諧一片”。我國從1998年開始的西部大開發、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和中部崛起戰略, 以及近年來實施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補”“美麗鄉村建設”“鄉村振興戰略”等, 無不體現這一戰略思維舉措。總之, 這是防御經濟危機的重要支撐方略。

  第四, 公共服務改善和人文素養提升戰略。改善公共服務包括加強公共服務設施建設和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硬、軟兩個方面。提升人文素養包括提升人的知識技能素養和人的精神品德素養兩個大的方面。在經濟發展的初中級階段, 加強公共服務設施建設可以成為激活經濟和抵御危機的重要手段, 且已經納入如上所述的基礎設施建設的范疇。筆者認為, 對于經濟發展進入中高級階段的現今中國, 提供優質高效的公共服務和提升普通大眾的人文素養應當成為主要內涵。其主要包括三方面:提升政府官員和公職人員的政務服務水平和素養, 發揮其先導示范作用;提升市場交易主體和企業家群體的市場規則意識和品德素養, 發揮其中間支撐作用;提升全社會和個人的知識技能和道德品行, 發揮其基礎靈魂作用。改善公共服務和提升各方人文素養, 一定程度既是一國 (或地區) 經濟持續良性發展的根本動因, 又是其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目標。筆者認為, 國家在實施這項戰略抗擊危機中, 應把握以下重點:一是政府應當簡政放權、減費優稅, 為企業和公眾提供優質高效的政務服務。二是政府通過直接或間接的多種渠道, 向社會大眾特別是就業弱勢群體, 提供免費優質的知識提升和技能培訓并幫助指導其進行就業和再就業。三是通過各種方式廣泛開展文明衛生、文明禮儀、道德品行等的示范與評比, 促進大眾素養提升。我國近年來開展的“簡政放權”“放管服”改革、“就業與再就業培訓”以及“道德模范”“文明衛生城市”的評比等, 無不體現這一戰略思維。總之, 這是防御經濟危機的精神靈魂方略。

  第五, 盤活閑置資產和消化“僵尸企業”戰略。閑置資產和“僵尸企業”是市場長期洗禮和淘汰的結果, 其占用并滯留大量土地與資產資源, 以致許多地方出現“用地指標十分緊缺與大量土地閑置僵化并存”的局面。閑置資產和“僵尸企業”較長時期游離于總供給與總需求大循環體系的市場機制之外, 一定程度, 它是社會長期“滯留”的貨幣所對應的那部分資產和物質。所以, 在經濟危機中, 可以看到大量“貨幣滯留”與大量閑置僵化資產并列存在的情況。因此, 政府介入幫助其打通通道, 意義重大。其方法和途徑有:其一, 對具備一定區位、資產等經濟要素價值的閑置資產和“僵尸企業”, 政府可以鼓勵其通過兼并重組、破產拍賣等, 化解債權債務關系, 盤活資源。其二, 對于區位和經濟要素價值不大的閑置僵化資產, 國家可通過國土閑置等相關法規, 政府以“低價回購”“公開拍賣”等方式盤活資產, 用于再開發或公益事業建設。我國從2016年開始, 各地攻堅克難, 積極處置“僵尸企業”, 對于我們深入持久地走出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帶來的陰影, 無疑十分正確。總之, 這是防御經濟危機直接而現實的方略。

  第六, 民生保障和收入分配調節戰略。所謂民生, 主要是指民眾的基本生存權益和生活狀態, 包涵民眾的基本發展機會、基本發展能力和基本權益保護等;具體涵括教育、就業、社保、醫療、公眾安全等方面的權益和狀況。從寬泛意義上來說, 調節收入分配也屬于民生保障范疇, 但因其在防御經濟危機中, 在增加信心拉動消費、增加能量維護社會穩定、增加動力推動經濟發展中具有突出重要的作用, 因此將其同等列出以示強調。在實施此項戰略中, 筆者認為:一是要堅持持之以恒扶貧幫困托底。要保障貧困人口在生產生活、教育醫療等方面的基本權益。但同時也應堅持“民生在勤, 勤則不匱”, 要防止扶貧工作中“等靠要”“懶散庸”等現象的普遍出現和蔓延, 應鼓勵和支持他們最終依靠勤奮勞動、創造價值擺脫貧困。正如習近平同志強調:“既要下決心消除絕對貧困又不能把胃口吊得太高。”[14]二是堅持民生福利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 堅定不移不斷提高社會整體的民生福利和幸福指數。但同時又不能超前過度福利化, 更不能簡單模仿復制走西歐國家福利型社會的老路。西歐福利型國家構建的事實證明:其最終大大影響了民眾制造創造的熱情, 大大延緩了其國家邁向更高現代化的步伐。我國資源環境現狀和人口總量的對比, 也決定了我們短期難以達到西歐福利型國家水平。作為一個正在邁向經濟強國的經濟大國, 我們的目標應是:既要充分保證每個人的民生福利、幸福指數和發展權利, 又要在全社會形成勤奮向上、充滿活力和持久制造創造能力的經濟社會氛圍。三是調節收入分配。當前應重點在如何有效提高勞動收入報酬、培育中產階層、通過法制等手段調節和降低過高收入等方面下功夫。民生保障和收入分配調節戰略, 是解決社會“貨幣溢出”流入真正需要貨幣人群的最直接渠道, 其運作成功的根本評價在于能否通過此項戰略實施, 形成很好的經濟社會綜合效能。總之, 這是防御經濟危機的根本方略。

  第七, 加強國防建設和鼓勵出口戰略。國防和軍隊是國家長治久安和經濟社會長足發展的根本保障, 也是綜合國力的集中體現。從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和如前所述的GDP“最終去處或者終端消費場地”來看, 鼓勵出口特別是鼓勵凈出口意義重大。我國近年來和今后一段時間仍將開展的“強軍興軍”和“國防現代化建設”, 在提升國力、維護形象和為進出口保駕護航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貢獻, 同時, 也無形之中為抗擊危機、拉動需求、推動經濟發展發揮一定作用。在外貿進出口方面, 我國外貿總量已居世界領先地位, 但在出口產品的科技含量、品牌質量、產品鏈條延伸以及產品出口的更廣覆蓋等方面, 依然存在較大空間, 需要我們從思想觀念、科技創造、體制機制、政策法規等方面進一步去挖掘潛力。總之, 加強國防建設和鼓勵出口戰略是一項利國利民而意義深遠的戰略, 是防御經濟危機的重要保障方略。

  對于以上政府介入戰略的綜合實施, 筆者認為還應認知以下幾點:一是以上七大戰略是政府在經濟發展質量上、方向上的引導和介入, 體現經濟改革和正確發展方向的需要, 一定程度也是對市場經濟時滯性、盲目性的填補和修正。二是在實際操作中應當以金融與實體經濟背離、交錯的程度為切入點, 建立經濟危機的監測、評估與預警機制, 以此作為實施以上戰略力度和廣度的依據。三是以上幾大戰略的搭配性實施和綜合性運用, 應根據國情和所處的發展階段, 體現不同的重點和層次性, 在一定程度也體現政府調節經濟的技巧性和藝術性。

  總之, 經濟周期性波動甚至經濟危機在市場機制下的資本主義國家難以幸免。我國有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和以人民為中心的共產黨領導的強大底氣和氣場,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 證實了我們完全有底氣有能力抵御這種危機傳導帶來的巨大破壞。深入研究近現代經濟危機成因、機理與防御, 是為了使我們在今后預防和抵御經濟危機中思路更清楚、步履更堅定、方法更有效, 以應對難以估測的甚至更加復雜的世界性經濟波動乃至經濟危機的爆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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