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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業禁止制度與資格刑研究

時間:2019-08-05 11:14作者:樂楓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從業禁止制度與資格刑研究的文章,人作為一種社會動物, 在其生存和發展的過程中離不開勞動, 人們通過在自己的職業中從事勞動來彰顯個人價值, 從而實現人生的意義。

  摘要:《刑法修正案 (九) 》新增的"從業禁止"條款的定性問題一直以來引起學界廣泛的爭議, 然而在適用對象、適用期限、限制內容等方面從業禁止條款都可以與資格刑的屬性要求相適應。其次, 在合目的性上, 從業禁止條款也具有資格刑的目的要求。再次, 從法條在整個刑法體系中所處的位置來看, 對于否定從業禁止作為資格刑的法條依據并不成立。最后, 在人格刑法學興起的大背景下也可以說明從業禁止定性為資格刑的趨勢。將從業禁止制度納入到資格刑中對于我國現有的資格刑的體系來說起到了很好的補充作用。

  關鍵詞:從業禁止; 資格刑; 刑罰目的; 保安處分; 人格刑法;

  Argument for the Legality of Prohibition of Employment as Qualifications Penalty

  ZHANG Xin-wen

  College for Criminal Law Scienc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qualitative problem of the newly added "employment prohibition"clause in the Ninth Amendment to the Criminal Law has always aroused widespread controversy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However, the employment prohibition clause in the object of application, the period of application, the content of restriction and other aspects can be compatible with the property requirements of qualification punishment. Secondly, in terms of purpose, the prohibition clause also has the purpose of qualification penalty. Thirdly, judging from the position of the law in the whole criminal law system, the legal basis for denying employment prohibition as qualification punishment is not tenable. Finally, the background of the rise of personality criminal jurisprudence can also explain the trend of qualified punishment. Incorporating the system of prohibition of employment into the system of qualifications punishment has played a very good supplementary role to the existing system of qualifications punishment in our country.

  Keyword:

  prohibition of employment; qualifications penalty; the purpose of punishment; security measures; personality theory of criminal law;

法律

  人作為一種社會動物, 在其生存和發展的過程中離不開勞動, 人們通過在自己的職業中從事勞動來彰顯個人價值, 從而實現人生的意義。然而并不是所有職業都向人們敞開大門, 正如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所提出的:"真正合理有序的勞動是人人各司其職, 按照自己的能力、品行、修養來從事各種勞動".因此, 各行各業都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準則、標準、資格。我國2015年通過的《刑法修正案 (九) 》首次將從業禁止制度引入刑法。對于從業禁止制度入刑的必要性, 學者們大多持贊同態度, 理由是當代刑法逐漸凸顯出輕刑化的發展趨勢, 因此與之相適應的是處理方式的多元化, 傳統的刑罰已經不能適應現在多樣的犯罪類型。從業禁止制度彰顯了刑罰的個別化思想, 特別是在當前我國法定犯不斷擴大的背景下, 從業禁止制度入刑完善了我國的法律制裁結構。[1]正是基于這樣的考量, 我國將從業禁止制度引入刑法, 目的是更有針對性地靈活處理與職業相關的各種犯罪問題。

  然而, 學者們對于從業禁止的性質問題卻存在分歧。例如, 有觀點認為從業禁止制度符合保安處分的特征, 而不是一種刑罰;[2]但也有觀點認為其明顯不同于保安處分, 而應該向資格刑的方向發展。由于從業禁止的定性直接關系到其未來的發展趨勢, 因此這一問題至關重要。本文認為, 無論是從立法目的、適用依據、具體內容、法條位置還是從刑法的發展背景等角度來看, 我國都應當將從業禁止定性為資格刑, 并加以改造和完善。

  一、性質對比:從業禁止契合資格刑的基本屬性

  (一) 資格刑基本屬性分析

  資格刑并非是現代社會的獨創, 其孕育于名譽刑, 蛻變于恥辱刑。[3]資格刑不是一種具體的刑罰, 而是刑法理論研究中對一系列與剝奪犯罪人某種資格相關的某種刑罰方法的統稱。有的學者認為資格刑在本質上是一種"名譽減損";有的學者則認為資格刑是限制犯罪人的活動;還有的學者將資格刑看成是對一種權利的剝奪。從根本上看, 資格刑是以剝奪犯罪主體從事某種活動的法定資格為內容的刑罰方法的總稱。[4]7

  資格刑作為生命刑、自由刑、財產刑之外的刑種有其自身獨特的屬性。首先, 資格刑的內容具有多樣性。例如自由刑只是剝奪犯罪人的人身自由, 唯一不同的是剝奪的時間長短;財產刑只是剝奪犯罪人的財產所有權, 唯一不同的是財產的多少。但是資格刑不同于上述刑罰, 它剝奪的是從事某種活動的資格, "活動"這一指向非常的寬泛, 因此也就賦予了資格刑以靈活性, 使得立法者可以根據具體情況來設計不同內容的資格刑, 從而達到懲罰和預防犯罪的目的。其次, 資格刑具有可分性。即資格刑也可以根據時間的長短來區分刑罰的輕重, 因此資格刑也就具備了伸縮性, 符合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再次, 資格刑具有性質上的輕緩性。相較于其他刑罰而言, 資格刑的懲罰與報應色彩并不濃厚, 根據刑罰所剝奪的權益的輕重可以將刑罰分為輕刑和重刑, 資格刑當然屬于輕刑, 其剝奪的權利 (資格) 要排列在生命權、自由權、財產權之后, 因此, 資格刑這一刑種最為符合當前輕刑化的趨勢。最后, 資格刑更具有預防性。其他刑種往往是以懲罰作為其設計的出發點及界限, 而資格刑除了考慮到懲罰外還充分考慮到了執行后的預防效果, 通過剝奪犯罪人從事某種活動的資格來杜絕其再犯罪, 因此具有絕對的有效預防性。

  資格刑作為一種特殊的刑種, 具有獨特的設置依據---人道與經濟。就人道這一設置依據而言, 資格刑剝奪的只是基于人在社會中活動的一系列權利, 這些權利相較于自然權利而言是可以被剝奪的, 并且剝奪這些資格僅僅會影響到這個人的經濟活動或是生活, 而不會對這個人的生存本身產生影響。從這一點來看, 資格刑具有人道性, 其設置的出發點也是基于對于人道的保障。就經濟這一設置依據而言, 資格刑可以做到"對癥下藥", 并且資格刑在執行過程中可以有效地減少生命刑、自由刑所帶來的高額的成本, 這一成本不僅包含了國家投入的人力、物力、財力成本, 還包括了司法審判錯誤所帶來的成本。

  (二) 從業禁止制度與資格刑基本屬性的契合

  《刑法》第37條之一規定了從業禁止制度的內容:"因利用職業便利實施犯罪, 或者實施違背職業要求的特定義務的犯罪被判處刑罰的, 人民法院可以根據犯罪情況和預防再犯罪的需要, 禁止其自刑罰執行完畢之日或者假釋之日起從事相關職業, 期限為三年至五年。"通過剖析這一條文中的內涵, 可以揭示出從業禁止制度與資格刑基本屬性的契合。首先, 從適用對象上來看, 從業禁止適用的對象是犯罪并被判處刑罰的人。更精確地來講, 是因為利用職業便利實施的犯罪, 或者實施違背職業要求的特定義務的犯罪。換言之, 必須要觸犯職業相關犯罪。因此, 從業禁止制度針對的是"犯罪的人", 這是符合資格刑適用對象的要求的, 也可以說明從業禁止的性質不是一種保安處分, 因為保安處分針對的是行為人的危險性, 對象可以是尚未犯罪的人, 并且保安處分可以在刑罰執行之后反復地施加, 只要行為人仍然具備這種危險性, 就可以對其適用保安處分。

  其次, 從適用期限上來看, 從業禁止有明確的適用期限:三年至五年。因此, 這就不同于保安處分對于期限和次數的不固定性, 從業禁止要求在判決書中明確禁止期限, 并且只能適用一次。這也不難看出, 對于從業禁止的適用, 其實更接近于附加刑的適用方式, 雖然在對犯罪者施加從業禁止時需要考慮其人身危險性, 但是如果從業禁止的禁令執行完畢之后如果犯罪人還具有再犯罪的危險性也不能再對其適用一次從業禁止, 即從業禁止制度與刑罰具有相同的適用特點:一次用盡, 而不能反復適用。此外, 《刑法》第37條之一的第一款還規定了從業禁止開始的時間點:刑罰執行完畢或假釋之日起。這一規定也成為對從業禁止定性的眾矢之的, 有的學者指出:既然已經明確規定了刑罰執行完畢之日起, 就說明從業禁止本身不是一種刑罰, 但是這種說法似乎是在死摳法條的字面含義。事實上, 這里的刑罰執行完畢應該指的是主刑執行完畢。試想, 如果這里的刑罰包含了附加刑, 那么只要附加刑沒有執行完畢, 從業禁止就無法發揮效果, 這勢必會造成實際過程中執行的混亂, 甚至犯罪者故意拖延附加刑執行的時間, 使得從業禁止無法開始。因此, 從業禁止的起始時間應該是在主刑執行完畢之后, 所以用以駁斥從業禁止是一種刑罰的理由就不復存在了。

  最后, 從限制內容上來看, 從業禁止的內容是禁止從事相關職業。這一內容會同刑法中已經存在的禁止令制度產生千絲萬縷的聯系, 禁止令限制的內容是:禁止犯罪分子在執行期間從事特定活動、進入特定區域、場所, 接觸特定的人。從法條文本中不難看出, 禁止令與從業禁止之間存在不少的重合和交叉, 其中包括了內容上的交叉和對象上的交叉。[1]甚至可以這樣理解:禁止令對行為人禁止的范圍包含了從業禁止, 因為禁止令中的"從事特定活動"范圍很廣, 其中當然也包含了從事特定的職業。但是, 這種觀點值得商榷, 二者適用條件完全不同, 因此不能說禁止令與從業禁止有重合關系。禁止令中的禁止從事特定職業活動, 是針對管制和緩刑犯而言的, 并且與管制和緩刑同時執行。而從業禁止是在刑罰執行完畢之后才開始的, 此外從業禁止目前也不能適用于緩刑, 因為緩刑意味著原判刑罰不再執行。所以禁止令與從業禁止針對的是不同的情況, 其目的也不相同。比如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對于一個判處管制的犯罪分子, 在管制期間執行禁止從事某種職業的禁止令, 而在管制期滿后, 也可以繼續執行從業禁止的規定, 兩者并不重合, 也不矛盾, 是一種"無縫連接"的狀態。正是基于以上的分析, 筆者認為從業禁止有獨立存在的必要和價值, 其完全不同于現存的禁止令制度, 因此, 有必要將從業禁止制度上升為一種資格刑, 以起到嚴密刑罰體系的效果。

  從上述對從業禁止制度的內容分析中可以看出:從業禁止在基本屬性方面可與資格刑相契合。首先, 從業禁止制度具有內容的多樣性, 這是由職業范圍的廣泛性決定的;其次, 從業禁止制度也具有可分性, 法官可以根據犯罪人自身情況對其處以3到5年不等的從業禁止處罰;再次, 從業禁止制度也具有性質上的輕緩性, 因為從業禁止的施加并不必然導致犯罪人在社會中生存空間的喪失;最后, 從業禁止制度也具有極強的預防性, 可有效避免犯罪人再次利用該職業實施犯罪, 從而使其沒有再犯罪的條件。因此, 從基本屬性來看, 從業禁止制度與資格刑相契合。

  二、合目的性:從業禁止制度作為資格刑的目的正當性

  在現代社會中, 一些社會現象、社會問題的解決往往會依賴于立法, 法學作為一門經世致用的學科無疑一直緊跟時代潮流而彰顯出其重要的價值。因此, 立法者在立法過程中是有目的、有組織地去進行立法活動, 探尋制度設立的目的有利于從宏觀上把握該制度。

  (一) 資格刑立法目的分析

  資格刑作為刑罰的一種, 就自然應當具有刑罰的所有目的。關于刑罰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眾說紛紜。在現代社會中, 刑罰已經逐漸淡化報應色彩, 而轉向預防目的, 這里的預防包括了特殊預防和一般預防。"根本不可能存在這樣的情況, 即立法者將特定行為規定為犯罪, 卻并未因而表現出預防此類犯罪行為的意愿與目的。因此, 預防似乎成為了首要且唯一普遍的懲罰目的。"[5]122從霍姆斯的陳述中我們不難看出特殊預防與一般預防其實是相伴而生的, 在實現特殊預防目的的同時就伴隨著對犯罪者的非難和否定性評價, 從而使得旁觀者畏懼, 進而達到一般預防的目的。現代刑罰體系已經摒棄了以往單一的報應主義觀念, 轉而朝報應與預防相結合的方向發展, 資格刑的設置目的正是符合了這一觀念的轉變。[6]一般來說, 刑罰的特殊預防目的更接近預防主義的理念, 而刑罰的一般預防目的更接近報應主義的理念, 現代刑罰的設置與適用就是在這兩種理念之下尋求平衡。資格刑相較于自由刑和生命刑而言, 其特殊預防目的所占的比重更大, 但這并不意味著資格刑不需要一般預防目的的支撐, 凡是刑罰必然會傳達給普通民眾以否定性評價的威懾力, 而資格刑雖然較為寬緩, 但是由于其仍然剝奪或限制了犯罪人從事一定職業或活動的資格, 因此也具有否定性評價的色彩, 所以, 資格刑兼具一般預防與特殊預防目的, 只是特殊預防目的所占比重更大而已。

  (二) 從業禁止制度與資格刑立法目的相契合

  1. 從業禁止制度在特殊預防目的上與資格刑相契合

  特殊預防應當優先于一般預防來率先考察, 這是刑法教義學的要求。[7]從業禁止制度區別于其他懲罰措施的特征就在于特殊的預防目的。從業禁止制度一般適用于職業犯罪, 其手段也是剝奪和限制犯罪人的執業能力, 這就比其他刑種更具有針對性, 因為從業禁止并不是一味地去限制甚至是剝奪犯罪人的一切自由, 而僅僅是剝奪或限制犯罪人的從業自由, 在禁止期間內去除了犯罪者再犯罪的"土壤", 犯罪者無法利用該職業實施犯罪, 從而實現特殊預防目的。剝奪生命可以杜絕犯罪, 限制自由也可以杜絕犯罪, 但是如果不加區分地全部適用這樣的方式來解決犯罪人再犯罪的問題就不符合現代社會對于刑法的期許與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要求, 同時也不符合當前立法技術亟待提升的現實。因此, 針對職業犯罪者來說禁止其從事某種職業可以彌補單純適用生命刑與自由刑的不足, 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起到較好地杜絕犯罪的效果。從業禁止制度真正可以做到對癥下藥, 并最大程度實現特殊預防的目的。

  2. 從業禁止制度在一般預防目的上與資格刑相契合

  與特殊預防相伴而生的是一般預防目的。在現代經濟社會中, 人們對于價值的認知也潛在地發生了變化。人具有雙重屬性: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生命刑與自由刑在一定程度上剝奪了一部分人的自然屬性, 而從業禁止制度恰恰剝奪的是人的一部分社會屬性。在當代社會或許喪失自由已不再是人們最看重的東西, 在一個熟悉的圈子里喪失了原有的社會地位與處境才是作為"社會人"更為擔心的問題。從業禁止制度正是對這種價值觀轉變的一種呼應。對于職業相關犯罪, 大部分集中在"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一章中, 被判處管制、拘役、緩刑占據了很大的比例。1這些刑罰雖然可以做到罪責刑相適應, 但其威懾力較低, 當刑罰執行完畢或不再執行時, 犯罪者就又可以正常地去從事這一職業, 犯罪成本極低, 而從業禁止制度引入刑法則提升了這些職業犯罪的犯罪成本, 因此, 從業禁止具備很強的一般預防的目的。

  經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立法目的上, 從業禁止制度事實上完全符合刑罰的要求。爭議的焦點在于從業禁止在立法目的上是將特殊預防與一般預防作為主要目的考量或者出發點, 還是完全將特殊預防作為主要目的考量。我們不妨假設:假如在刑法中沒有引入從業禁止制度, 是否可以實現對職業犯罪者的特殊預防?其實, 我國是有很多手段對這些犯罪分子進行特殊預防的, 比如現有的禁止令可以禁止或限制犯罪者從事一些活動, 除此之外還有大量的其他法律、行政法規可以禁止或限制犯罪者從事相關職業。從業禁止納入刑法之前, "對于一些違法、犯罪人員禁止從事相關職業"的描述在我國法律體系中并不鮮見, 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業醫師法》第15條, 因受刑事處罰, 自刑罰執行完畢之日起兩年內不予注冊;《證券法》第125條, 因違法行為或違紀行為被解除職務的證券交易所、證券登記結算機構的負責人或者證券公司的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 自被解除職務起未逾五年, 不得擔任證券公司的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8]因此, 即使是刑法中沒有從業禁止制度, 也可以借助其他法律條款來對犯罪人進行特殊預防。如此便可明確:將從業禁止制度引入到刑法中更主要的考量是提升這一制度的一般預防目的, 如果能將其作為資格刑, 則勢必會提升這一制度的震懾效果。綜上, 無論是從實然角度還是從應然角度來說, 從業禁止制度更應該定性成為資格刑, 而不是保安處分, 因為其具備同資格刑相同的立法目的。

  此外, 從業禁止制度有兩個適用依據, 分別是犯罪情況和預防再犯罪的需要。學者們對兩個依據的不同理解也成為了探討從業禁止制度性質的一個關鍵問題。

  對于犯罪情況的考量一般是刑罰宣告時需要考慮的因素, 即基于之前的罪責情況來決定判處的刑罰;而對于預防再犯罪的考量則是決定保安處分時需要考慮的因素, 即基于對未來的再犯可能性大小來決定保安處分的內容。那么從業禁止中對這兩個因素的考量孰輕孰重就成為了學者們爭議的焦點。首先, 雖然在設置刑罰時很大程度上考慮的是客觀的犯罪情況, 但是, 我們不得不承認刑罰的設置也有對于預防再犯罪的考量。例如:我國的刑法有累犯重罰的制度, 其原因就是考慮到犯罪人的再犯罪可能性高, 即反映出犯罪人的高人身危險性, 因而對累犯要予以重罰。其次, 雖然在設置保安處分時很大程度上考量的是預防再犯罪的需要, 但是如果拋棄了對于已有犯罪情況的把握就會造成主觀的擅斷。因此, 單純地通過適用依據來判斷某種處罰措施的性質是不可取的。

  綜上所述, 從業禁止制度在立法目的上與資格刑相符, 因此, 將從業禁止作為資格刑具有目的正當性。

  三、法條位置:從業禁止作為資格刑的非難不成立

  從應然的角度看, 法條的位置并不能說明一切, 更不能作為判斷一個條文性質的根本依據, 尤其是對于一個正在不斷變動和完善中的新增條文而言更是如此。但是從實然的角度來看, 法條的位置代表了立法者對于這一制度的基本態度, 將來雖然有可能進行調整, 但是為了保證立法的一致性和連貫性, 也不能有過于明顯的變動, 因此一個條文所處的位置值得分析。

  (一) 從業禁止制度在實然層面下的法條位置探討

  從業禁止條款位于《刑法》的第37條之一, 一般刑法在修改的時候為了不打亂原有的序號, 因此將補充增加的條款放在內容最相近的一條之后, 其序號就是前一條序號加上之一, 因此, 不能用"之一"的字樣就否認從業禁止的獨立性, 更不能因為其是37條之一就說從業禁止的性質是非刑罰處置措施, 因為顯然非刑罰處置措施與從業禁止的前提大不相同。《刑法修正案 (九) 》將從業禁止制度放在了第一節"刑罰的種類"的最后, 只是因為放在本節的其他位置并不合適。首先, 由于從業禁止制度的規定還不完整健全, 因此不能直接規定在第34條附加刑之中, 并且附加刑在其后都有專門的一節來具體規定, 而從業禁止條款目前還欠缺細致的規定, 因此放在第34條顯然不合適。第35條是驅逐出境, 適用的對象僅限于外國人, 因此, 如果把從業禁止制度放在該條之后, 就會顯得格格不入、過于突兀, 而且驅逐出境與從業禁止在內容方面也大相徑庭。第36條是關于賠償經濟損失與民事優先原則, 這一條并不涉及刑法的具體制裁措施, 只是規定了在執行刑事與民事沖突時的順序問題, 而從業禁止制度作為一項新的刑事措施顯然也不能放在這條之后。現在只剩下第37條, 雖然第37條規定的是非刑罰處置措施, 但是總的來說仍然是一種處理犯罪的措施。此外第37條的前提與從業禁止的前提恰好互補, 并且第37條是本節的最后, 因此從業禁止制度只能放置在這一位置。從業禁止專條的獨立規定為其上升為資格刑保留了可能性。

  綜上所述, 當前關于從業禁止的規定還處于試探階段, 內容很不明確, 因而其不滿足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 也無法專節規定, 所以暫時不適合放置在附加刑中, 并且如果在刑法條文中明確增加附加刑的種類, 似乎有擴大刑罰范圍之嫌, 從表面上看似乎不符合現在輕刑化的發展趨勢, 然而從實質上來看將從業禁止制度作為一種資格刑有利于豐富刑罰種類, 實現對癥下藥, 而不是一味地利用自由刑來解決問題。在當前犯罪呈現法定化的趨勢下落實, 在有的涉及職業犯罪的情況下可以實現比自由刑更佳的效果。

  (二) 從業禁止制度在應然層面下的法條位置探討

  資格刑究其本質而言是一種附加刑。附加刑既可以獨立也可附加適用。經過完善后的從業禁止條款也可以符合這樣的適用要求, 雖然當前從業禁止的規定是在刑罰執行完畢或假釋之后, 但是這樣的適用會造成一定的漏洞:對緩刑期滿后的人就無法適用從業禁止, 這種漏洞需要在從業禁止制度完善的過程中彌補, 從而充分發揮出從業禁止對于主刑的輔助價值。與此同時, 從業禁止也有其自身獨立的價值, 當涉及到相關職業的犯罪非常輕微不足以施加剝奪或限制自由的刑罰時, 就可以給犯罪分子單獨適用從業禁止, 以此來實現懲治與預防相結合的目標, 落實罪責刑相適應原則。

  此外, 將從業禁止制度定性為資格刑還可以有效彌補當前剝奪政治權利適用范圍的狹窄。從業禁止作為一種資格限制, 將其納入附加刑既可以充實我國刑法中資格刑的內容, 也可以完善剝奪政治權利刑的內容, 將其中與職業相關的內容納入從業禁止的范圍, 將剝奪政治權利刑的內容真正限于政治性權利, 無疑有助于完善剝奪政治權利刑的內容。[1]剝奪政治權利包括剝奪以下四項權利:1.擔任國家機關職務的權利;2.擔任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和人民團體領導職務的權利;3.選舉權和被選舉權;4.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權利。其中前兩項權利與從業禁止具有相似性。它們都涉及到關于"職業"的規定。因此, 從業禁止非常類似于剝奪政治權利的第一項和第二項。換言之, 從業禁止制度是對第一項和第二項內容的普遍化、一般化。剝奪政治權利包含了濃厚的政治色彩, 而從業禁止制度卻剔除了政治性。我國的現有資格刑體系內容單一, 政治色彩濃厚, 實用性不強, 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也并不明顯, 如果能逐漸將從業禁止制度納入到資格刑中, 就能順利激活資格刑在我國刑法運行中的巨大價值。

  四、人格刑法的興起:從業禁止作為資格刑的基礎夯實

  刑事古典學派建立在客觀主義基礎之上的行為刑法與刑事實證學派建立在主觀主義基礎之上的行為人刑法之間的對立, 是近代西方刑法學史上的一條基本線索。這兩個學派的互相抗衡、互相融合, 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近代刑法學的發展。[9]而人格刑法學正是這兩個學派相互融合的產物, 這樣的融合表現在:人格刑法學在定罪量刑過程中是以客觀行為為前提, 以犯罪人格這樣的主觀性質因素為補充, 其關鍵是突破了當前以行為為中心的定罪機制, 直接將對于犯罪人格的考量納入到定罪中, 而不是僅在量刑中考量。這就是當前正在興起的人格刑法學。何謂"人格"?人格主要是心理學研究的對象, 是指個體在行為上的內部傾向, 它表現為個體適應環境時的能力、情緒、需要、動機、興趣、態度、價值觀、氣質、性格和體質等方面的整合, 是具有動力一致性和連續性的自我, 使個體在社會化過程中形成的給人以特色的心身組織。[10]8雖然在我國當前的司法現實和科技水平下還無法做到將犯罪人人格直接作為定罪標準, 但是將單純對于行為的考察中納入犯罪人的人格因素已經成為未來發展的趨勢, 標志著從刑罰報應論向刑罰目的論的轉向。與人格刑法學的興起相伴而生的是犯罪構成要件的擴張以及針對特定犯罪人的刑種的增加。

  從業禁止制度恰恰是人格刑法學在刑罰方面的一個縮影。再犯、累犯率的高低, 是衡量刑罰功效的重要指標。當前, 絕大多數國家的重新犯罪率都一直居高不下。[11]這就需要我們對現有的刑罰體系及其效果進行反思, 在這種反思過程中我們會意識到之前我們所確信的行為刑法也有其弊端, 因而我們需要吸收行為人刑法中的關于對犯罪人人格的區別考量, 從而彌補行為刑法中的自有缺陷, 人格刑法其實質就是將行為刑法與行為人刑法相結合的并合主義刑法。從業禁止制度就其適用的依據而言兼具行為刑法與行為人刑法的要求。首先, 從業禁止制度摒棄了以往刑罰中濃厚的報應色彩, 而更趨向于對于犯罪的預防, 雖然從業禁止本身也具有懲罰目的, 但更多地是對犯罪人人格的一種否定, 因此從立法上看, 從業禁止制度符合人格刑法學中將犯罪人格納入考量這一要求。其次, 將從業禁止制度定性為資格刑也是人格刑法學的應有之義。未來對于犯罪人的處罰將會更加靈活并且有針對性, 這是人格刑法學相較于行為刑法的不同, 行為刑法只看重行為本身, 而行為本身可以類型化, 但是不同犯罪人所呈現出的不同人格卻難以一以貫之。因此, 刑罰的種類勢必趨向多樣化, 生命刑將會逐步摒棄, 而自由刑的過于單一則注定無法應對多變的犯罪情況。擴充刑種就成為了我們必然的選擇, 而當前資格刑內容的狹窄以及政治性色彩濃重的弊端便是改革的第一步。可以說, 從業禁止制度在其逐漸完備后納入到資格刑當中已經成為文明國家未來刑罰發展的應然選擇。

  五、余論:從業禁止作為資格刑的制度發展

  我國當前的從業禁止制度在內容上還比較粗疏, 在立法和司法中也出現很多問題。基于上述分析考察, 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對從業禁止制度的內容進行完善:

  首先, 應該明確從業禁止制度適用對象的范圍。當前的從業禁止制度只規定了適用對象是因利用職業便利實施犯罪, 或者實施違背職業要求的特定義務的犯罪被判處刑罰的人, 但是沒有說明具體涉及到的犯罪以及其所對應的相關職業。這一規定的模糊導致了在司法適用過程中出現因為摸不清條文含義而適用率不高的問題, 因此立法機關或司法機關應該對從業禁止涉及到的犯罪及其所對應的職業進行明確。此外, 如果刑罰規定的內容不確定, 人們就不能正確地認識應該依據什么, 其行動自由就容易不當地受到限制, 也容易招致官員的恣意解釋、運用, 侵害人權的危險很大。[12]這一內容如果規定在刑法條文中會顯得過于細碎, 因此可以采用立法解釋、司法解釋的形式予以明確。

  其次, 應該明確從業禁止制度剝奪內容的范圍。關于剝奪的內容, 第37條之一第一款的表述是"禁止從事相關職業", 而從事相關職業的內涵非常豐富, 既包含了進行某一職業活動, 也包含了擔任某一職業的職務, 還包括了從事某一職業的資格。這三者的范圍是不一樣的, 有的職業沒有職業資格的要求, 而有的職業則需要首先具備某種資格才能從事與該職業相關的活動, 而擔任某一職業的職務則具有更為狹窄的內容。作為從業禁止的職業應該同時包括這三方面的內容, 在適用時應該給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權。[1]此外, 當前的從業禁止條款還規定了當其他法律、行政法規對其從事相關職業另有禁止或者限制性規定的, 從其規定。這一條文顛倒了刑法與其他法律、行政法規的效力位階, 不符合學理上的要求, 需要在明確了從業禁止剝奪內容和剝奪期限后予以刪除。

  再次, 應細化從業禁止制度的剝奪年限長短。首先, 三到五年的剝奪期限不足以實現從業禁止制度的作用。目前我國的很多其他法律及行政法規對于觸犯刑法之后職業禁止的規定都要嚴于這一期限, 有的甚至是終身剝奪。其次, 針對不同的年限需要設置不同的類型化情形。為了保障從業禁止制度適用時能涵蓋更多的情形, 并且保障制度上的連貫性, 我們應該對剝奪年限進行細致的規定, 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延長。

  最后, 應補充規定從業禁止執行過程中的復權制度。復權作為一種促進犯罪人盡快悔過的激勵機制, 是對承受資格刑的犯罪人有條件地"提前"恢復其被剝奪的權利或者資格, 此種恢復權利或者資格的"提前性", 是為了獎勵犯罪人真誠悔過和積極自我改造。自由刑有減刑、假釋這樣的激勵制度, 資格刑同樣需要配套的復權制度。隨著未來從業禁止制度的廣泛適用, 復權制度是必不可少的, 其給犯罪者開辟了一條可以挽回的道路, 從而充分調動犯罪者接受教育改造的積極性。我國現在還缺少這種與資格刑相對應的復權制度。復權制度的適用依據是依照犯罪人的悔改程度, 對資格刑進行減免, 這是完全根據犯罪人的悔改程度決定的, 是以犯罪人在改造過程中是否需要繼續執行資格刑為標準加以判定的。[13]因此, 只有建立起復權制度, 才能使資格刑在適用過程中更加靈活, 從而使其社會效果進一步提升。

  總之, 對于從業禁止的定性問題自其在《刑法修正案 (九) 》被納入之前就有廣泛的爭論, 當其被納入到我國刑法中后對其定性和未來發展趨勢的爭論就更為激烈。雖然從業禁止制度在中國已經不是一個新生的制度, 在其他法律和行政法規中已有很多成熟的運用, 但是將其置于刑法中還是一次新的嘗試。將從業禁止制度納入到刑法中實際上是我國刑法制裁體系調整的一個表現, 而刑法制裁體系的調整實際上反映了新時期我國刑法功能的轉型, 即刑法正由過去的懲罰法逐漸走向現在的預防法, 刑法的預防功能得到了進一步強化, 意義重大。[14]而對于從業禁止制度而言, 需要完善的空間還很大, 亟待解決的問題還很多, 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討。

  參考文獻
  [1]袁彬。從業禁止制度的結構性矛盾及其改革[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 2017 (3) :142-150.
  [2]閃輝。刑事職業禁止的定性與適用[J].東方法學, 2016 (2) :139-149.
  [3]陳興良。資格刑比較研究[J].法學研究, 1990 (6) :25-31.
  [4] 張珊珊。資格刑設置研究[D].長春:吉林大學, 2009.
  [5]霍姆斯。法律的生命在于經驗---霍姆斯法學文集[M].明輝, 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7.
  [6]袁彬。刑法制裁措施多元化的功能審視與結構完善[J].法學評論, 2018 (4) :73-81.
  [7]車浩。刑事立法的法教義學反思--基于《刑法修正案 (九) 》的分析[J].法學, 2015 (10) :3-16.
  [8]陳偉, 張皓巽。刑事從業制度的性質辨析[J].時代法學, 2017 (2) :12-19.
  [9]陳興良。人格刑法學:以犯罪論體系為視角的分析[J].華東政法大學學報, 2009 (6) :18-26.
  [10] 黃希庭。人格心理學[M].杭州:浙江出版社, 2002.
  [11]張文。行為刑法危機與人格刑法構想[J].井岡山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 2014 (5) :5-21.
  [12]于曉敏。職業禁止的內涵及對資格刑的規定[N].科學導報, 2017-05-05 (C02) .
  [13]于志剛。復權制度適用問題研究[J].法學, 2002 (2) :33-36.
  [14] 趙秉志, 袁彬。刑法學:立足現實深化理論研究[N].檢察日報, 2016-01-02 (003) .

  注釋
  1 根據"北大法寶網"的檢索結果顯示, 在涉及從業禁止的1 067起案件中, 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占據了707起, 并且量刑基本上比較輕緩。http://www.pkulaw.cn/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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